中医药大学堂
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文化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宝藏丰富，象征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
《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氏以赭鞭（一种红色的竹根）鞭（此意为采掘）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先民们，就已有了医药活动。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原始人类逐渐认识了可以治病的药物，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 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构成了我国医药史上的起源阶段。
医药活动离不开人。原始时期，史载神农之外，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 大致有伏羲、黄帝、僦季贷、 歧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这些人肇开洪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春秋时期，巫术盛行。医巫原自不分，《尚书》有云：“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医”的说法。 然而巫医治病，也并非全然 不用药物，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就说：“开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扬镳。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事考评制度。《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 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伊尹为商汤时大臣，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病入膏肓”的医学典故。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诊断结果，医缓认为：“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值得重视的是，中医临床六气致病的学说，这时也已渐露端倪。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曾经这样议论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 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同时指出晋平公的病是贪欲女色过度，而导致神志惑乱。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鬼神致病说”的羁绊，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议论中阴阳、五 味、五色、五声等概念的形成，说明在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 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 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法、方、药的辨证施治原则，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此外，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和撰写《脉经》，皇甫谧编著《针灸甲乙经》，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雷敦的《炮炙论》等，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因此，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比较著名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验方》和无名氏《刘涓子鬼遗方》等。
其中《刘涓子鬼遗方》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 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在医学理论、方剂药物、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隋唐间产生了一些名医和名著，如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等，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到养生保健，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杨上善、王冰对《内经》的阐发，王焘《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其时，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太医署。
宋金元时期，在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法医学，以及临床各科和对《伤寒论》的研究诸方面，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政府重视，宋王朝创立了校正医书局，对历代传世的重要医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校正，刊行出版；为保存和传播中医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还由官方出面组织力量，编写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本草方剂专书。
降至金元，医学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学术流派的空前繁荣。当时，刘完素提出火热论，著述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等；张从正提出攻邪论，著述有《儒门事亲》行于世；李杲提出脾胃论，著述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朱震亨提出相火论，著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刘、张、李、朱；医史上称之为“金元四大家”，可见其时学术争鸣的一斑。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这是我国药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部巨著，后来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等多国文字，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本草纲目》之外，明王朝对于中医学有较大贡献的，还有吴有性著《温疫论》，创“戾气”致病学说。这是17世纪在传染病病因学上的卓越创见。它为清代祖国医学在温病领域里的开拓崛起，起到了先导作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医学全书，其中享有盛名而至今仍为医家推崇的则数张介宾《景岳全书》为最。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王朝。这一时期，祖国医学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与伤寒学说相羽翼而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理论——温病学说，从而丰富了祖国医学对于外感热病治疗的手段和经验。其时叶天士著《温热论》，薛生白著《湿热条辨》，吴鞠通著《温病条辨》，王孟英著《温热经纬》，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温病学说之外，王清任《医林改错》和吴尚先《理瀹骈文》，也在中医学发展中各树一帜。王清任注重实践，不仅在解剖学及研究医学的方法论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活血化瘀和益气活血的方剂，扩大并深化了祖国医学对于瘀血病症的认识和治疗。
吴尚先的创新精神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古代外治法进行了系统的继承和发扬，使这一简、便、廉、验的治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民国以来，随着西洋医学的源源输入，自清代形成的中西医汇通思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时出现的衷中参西学派，为中西医互相取长补短，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使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术内容，作为中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逐渐渗透到中医各科临床、教学和书刊中，成为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先行。
历史上的中医学，一直是以民间的研究和发展为主流，政府实际对于医学的研究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为中医的学派形成、治疗技术方面的多样化创造了好的外部条件。但是，利弊相兼，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在僵化的人文社会环境下，作为自然科学一部分的医学甚至受到压制，一批社会精英不愿从事医学，直接导致清末封建王朝解体之后祖国医学一蹶不振，如形骸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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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开创了中医学的先河？
就世界范围而论，各地区的不同民族，在早期都是独立发展的，不同的生存条件和民族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系统。但由于这些民族都必须经历某些相似的历史阶段，所以在早期，文化上的相同远远多于不同。大家都根据太阳建立了年的概念，也都有极相类似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乃至以象形为共同特点的各种文字。就医学发展而言，从原始本能到经验医学的全过程，基本可以说是一致的，各民族都不乏掌握草药用法之人，也都有心灵手巧的外科医生。此后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各民族建立起了形形色色的“传统医学”，但流传至今未见衰亡、尚不能被西方近代医学所取代的，大概只有中国医学。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医学并非简单的经验医学，她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医生治疗疾病时可以根据理论分析处理从未见过的病症，这是经验医学难于做到的。即使是屡见不鲜的常见病，正确的中医治法也是从分析辨证入手，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经验。
中医理论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神农”、“黄帝”都是上古之人，或者说，他们在传说中是人和神之间的混合体。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神话传说是唯一可以记载历史的手段。零碎的经验医疗实践经验，如果不通过个人的总结，不会形成理论化的医学。不管个人的成就如何需要客观的因素，任何一种划时代的创见，从实践经验向理论的飞跃，终究要通过个人来完成，这种工作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如果说经验医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的智慧，那么体系化的形成就非需要“英雄人物”不可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这样的人，医学也不例外。没有他们，医学只能有量的发展（例如历代本草药物的总结、方书的扩展），难于出现质的变化。
中医的五行学说概念并非医学独有，而是一种社会的哲学思想，当其被引入医学后，就出现了病因、病理、药物、治则诸方面浑然一体的高度概括，以及相互间纵向的联系。这种理论化的进步，只能归功于那些未受分工限制、博学多闻、敏于思维、能够融汇贯通的杰出人物。有关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还要涉及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脉学说。对于这种迄今尚未被现代科学完全证实的人体联络系统，过去一般解释为源于临床实践观察；经络的发现，和针刺术的发展相关联。然而临床实践观察乃是世界医学所共通，原始的针刺、放血、按摩、热熨等治疗手段也同样广泛地应用于东西方诸国，如果是上述理由导致了经络的发现，这一学说就应普遍出现于世界各地，而实际情况却是唯有中国。另外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的出土，也显示了针刺方法并不是产生于经脉学说之前。因此只有认为经络的发现导致了针刺术的发展，才能解释为什么原始的针刺技术唯独在中国能够得到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治疗技术。
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医学发展成熟的最重要标志。在西方世界，古希腊的医圣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确立了以四元素为主导思想的理论体系，经古罗马的盖仑（公元129一199）的发挥，一直控制着西方医学界，文艺复兴后才被近代医学所取代。而近代医学的庞大体系又是以维萨里（公元1514-1564）的解剖学为基石而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奠基完成于汉代，此后基本沿袭未见本质的改变。但是理论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经验医学的终结。经验始终是第一性的，并不断地在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出现，成为医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各种理论还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许多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渐而销声匿迹；另一方面，新的经验积累又促使智者将其总结归纳上升成为理论。医学，恰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共同采集，成群出猎，过着“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就在他们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缓解。人们就是这样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逐步学会了辨别药物的方法。通过无数次观察，口尝身受，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热闹台体有害，有毒副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当进入的后期，由于弓箭的发明和应用，使在原始社会，人们狩猎和捕鱼时，也逐渐发现一些动物也有治疗作用。例如我国先秦时期有关地理物产的著作《山海经》中，有关治疗痈疽药物如何罗之鱼，“食之己痈”，有关防疫药物如青耕乌、珠鳖鱼、三足鳖，“食之可以御疫”的记载，就是我们祖先从动物食物中发现动物药的旁证。
在我国一些史书上，如《史纪纲要》中出现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以及西汉贾陆的《新语卷上·道基第一》、任防《记巽记》中有关神尝百草的传 说和古谚，虽属历史传说，但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鱼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神农”无非是这一时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尝百草”正是反映了医药起源于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我们祖先在发现药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毋容置疑，神衣尝百草的传说，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艰苦历程的真实写照。
中药的发现和应用，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中药”一词的出现确是近代的事情。我国长期以来以“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本草一词首见《汉书》。为什么以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异也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这就是说，虽然中药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不同种类，其中以植物药最多，所以自古相沿袭，就把中药称为本草，同时记载中药理论知识的文献书籍，也多以本草命名。近百年来，由于西洋医药学的传入，为了区分两种医药学，始有中医、中药之称。
所谓中药，是指中医用以防病治病的物质，包括天然药及其加工品。
中药的应用既不同于一般天然药物，更不同于西药，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中药从采集加工、炮制、制剂到临床应用，都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的特色。
中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些知识由早期的口耳相传，习习相因，师学相承，到有文字之后，才逐渐出现了有关记载药物知识的专书。从秦汉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部中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以来，经过后世医药学家的不断实践，不断创新，涌现出大批各有特色本草学著作。这些著作是我国人民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药做为防病治病有效武器长盛不衰的历史见证。中药的应用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如人参、鹿茸、附子、黄连、当归、大黄、甘草、黄芪等，都是驰名中外的药材，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据近代出版的《中药大辞典》所载，供临床使用的中药已多达5767种，医药部门统计，目前开发可供临床使用的中药已超过8000多种。中药的应用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使用方法，运用中药治疗疾病必须首先进行辩证，找出发病原因，抓住疾病本质，才能确立治疗方法，根据治疗方法，结合药性特点，遵循方剂组成配伍法度，才能筛选药物，组成方齐。前人把它概括为辩证求因，审因论治，法从证论立，方从法出。只有通过上述理、法、方、药完整的辨证施治过程，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中药区别于西药、天然药的重要标志之一。中药的应用还有着特殊的加工方法，这就是根据医疗、调剂、制剂的需要，对原药材必须经过挑拣修制，除去杂质及非用药部分，再切制成片、段、丝、块等不同形状的饮片，并通过蒸、炒、炙、煅不同的加工过程，才能入药用，这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应用，还要根据一定的配伍组合法度，采用复方用药的形式，制成汤饮酒露、丸散膏丹等多种剂型，以方便临床使用。然而无论是炮制还是制剂，也都必须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也是中药区别于西药和天然药的又一特点。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使中药事业，继往开来，蓬勃发展。由于中医医院、中西结合医院的普遍建立，中药治疗工作得以广泛开展，在治疗急腹症、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多种危重病症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加上中药毒性小，疗效好，人们对中药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每人要用0.5公斤中药，全国合计每年需要5亿公斤，而北京市每年要用1400公斤 ，平均每人每年，需用1公斤，比解放初期增加22倍。为了解决供需矛盾，有关部门积极发展中药生产，开展了南药北种，北药南移、野生变家种、家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使药材生产基地扩大，产量不断增加；对一些药源少，长期靠进口的药材如乳香、血竭、番红花、西洋参及麝香、海马等引种和驯化工作也在顺利开展；牛黄、冰片、天竺黄等人工合成的研究成功，也是解决稀有贵重药材来源的又一途径。中药炮制技术不断提高，中药制剂工艺不断改进，使中药材饮片加工及中成药生产朝着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前进，使中药生产伴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目前世界医药界为了寻找征服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的有效药物，为了寻找效价高、毒性低的新型药物以代替毒副作用大的化学合成药，以及为了防治老年病寻找抗衰老的新药，对中医中药产生浓厚的兴趣。不少专家学者及科研部门广泛深入开展中药科学研究工作，掀起了中医中药热。深信在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中药必将走向世界。
《三国志》记载的华佗医术
陈寿（公元233年～297年），字承祚，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北）人，西晋著名史学家。他曾做过蜀汉的观阁令史，在晋朝先后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晋灭吴后，他收集整理有关史籍，著《三国志》一书。《三国志》包括《魏书》、《蜀书》和《吴书》三部分，共65卷，文笔质朴、简练，为我国重要的史籍。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中专篇记述华佗，生动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华佗的生平事迹、医事活动和卓越的成就。华佗不求名利，在民间行医，为人民解除疾苦，深受当时人民的欢迎和爱戴。他刻苦好学，善于总结群众经验，知识广博，技术全面，精通各科。在外科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远在一千五百年前他就创制了麻沸散，施行剖腹刳背手术，为我国医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三国志·方技传》云：“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前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华佗利用麻沸散进行的全麻手术至少有脾切除、清理腹内肿块、断肠吻合或胃肠吻合等几种，而且，从手术的细节步骤的描写，特别是缝合后敷以生肌收口的“膏”来看，当时手术的细节也是较为完备了。
《三国志·方技传》曰：“华佗……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译文是：华佗精于方药，处方时立法严谨，配伍精当，每剂不过用几味药，并且可以不用称量，以手抓药，分毫不错。他又精于针灸术：每下针取穴不过一两处，艾灸每次不过七八壮；下针的时候，他一面运针，一面告诉病人针感会沿什么方向传递，最后应该到什么地方，病人说已到，立即起针，病就好了。可见，华佗的确是一个技术全面而多有独到的医生。
《三国志·方技传》说：“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去。’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小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汁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许。”译文是：李将军的妻子肚子痛，请华佗诊视。华佗切脉之后说：“这是妊娠受伤胎儿不下。”李将军说：“妊娠受伤一点不错，她是摔了一跤。可是，胎儿已经下来了。”华佗说：“从脉象上看，胎儿未去。”李将军不以为然，华佗就走了。过了些时候，李将军的妻子痛得又厉害起来，再请华佗来诊。华佗说：“脉理如前，此是两胎。因为第一个流产时失血过多，后一个生不出来，已经死在肚子里了，应当赶快取出来。”他先给病人扎了针，又进以汤药，然后请一位妇人帮助把已经变黑了的死胎取了出来。可见，华佗在妇科方面，亦有独到之处。
《三国志·方技传》云：“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悬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悬此蛇辈约十数。”可译为：有一天，华佗在路上碰见一辆车，拉着一位咽喉间被什么东西堵塞的病人去求医。华佗告诉他：“刚才你经过的路旁，不是有个卖饼的吗？他腌制的蒜齑很酸，你多买些来吃了就会好。”病家照办了，果然吐出一条大蛔虫，病就好了。病家把虫子挂在车上到华佗家去拜谢。进大门一看，只见墙的北面挂着同样的虫子数十条，才知道华佗是一位治虫子的医生。可见华佗又是一位寄生虫病专家。
《三国志·方技传》曰：“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闷，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求。’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译文是：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闷，面红，不能吃食物，延请华佗诊治。华佗诊脉后说：“您的胃里有虫子，已经聚结成团了。您平日大概好吃半生不熟的鱼肉吧？”华佗马上煎了汤药二升，让病人分二次喝下，结果吐出了足有三升虫子，那些虫子都还摇头摆尾地活着呢。华佗说：“此病以后三年又会复发，遇良医可以治疗好。”结果果不出华佗所言，三年后陈登病又复发，因华佗不在，又请不到良医治疗，陈登病死了。文中所说华佗发现吃半生不熟的鱼和肉，是患某些寄生虫的原因，这已为现代医学证明，可见华佗对寄生虫颇有研究。
古代医家的行医之道
五 戒一戒：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欲往机时不往，不为平易。药金毋论轻重有无，当尽量一例施与，自然阴骘日增，无伤方寸。
二戒：凡视妇人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诚窥睹，虽对内人不可谈，此因闺阃故也。
三戒：不得出脱病家珠珀珍贵等送家合药，以虚存假换，如果该用，令彼自制入之。倘服不效，自无疑谤，亦不得称赞彼家物色之好，凡此等非君子也。
四戒：凡救世者，不可行乐登山，携酒游玩，又不可非时离去家中。凡有抱病至者，必当亲视用意发药，又要依经写出药帖，必不可杜撰药方，受人驳问。
五戒：凡娼妓及私伙家请看，亦当正已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见戏，以取不正，视毕便回。贫窘者药金可璧，看回只可与药，不可再去，以希邪淫之报。
十 要
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论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
二要：选买药品，必遵雷公炮炙，药有依方修合者，又有因病随时加减者，汤散宜近备，丸丹须预制，常药愈久愈灵，线药越陈越异，药不吝珍，终久必济。
三要：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帅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
四要：治家与治病同，人之不惜元气，斫丧太过，百病生焉，轻则支离身体，重则丧命。治家若固根本而奢华，费用太过，轻则无积，重则贫窘。
五要：人之受命于天，不可负天之命。凡欲进取，当知彼心顺否，体认天道顺逆，凡顺取，人缘相庆，逆取，子孙不吉。为人何不轻利远害，以防还报之业也？
六要：里中亲友人情，除婚丧疾病庆贺外，其余家务，至于馈送往来之礼，不可求奇好胜。凡飧只可一鱼一菜，一则省费，二则惜禄，谓广求不如俭用。
七要：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伙食者，命亦难保也。
八要：凡有所蓄，随其大小，便当置买产业以为根本，不可收买玩器及不紧物件，浪费钱财。又不可做银会酒会，有妨生意，必当一例禁之，自绝谤怨。
九要：凡室中所用各样物具，俱要精备齐整，不得临时缺少。又古今前贤书籍，及近时明公新刊医理词说，必寻参看以资学问，此诚为医家之本务也。
十要：凡奉官衙所请，必要速去，无得怠缓，要诚意恭敬，告明病源，开具方药。病愈之后，不得图求扁礼，亦不得言说民情，至生罪戾。闲不近公，自当守法。
中医流派现存几多
在中医学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扁鹊、张仲景、孙思邈等一大批著名医家。他们在学术上各领风骚、独树一帜，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而相互之间的争鸣与渗透，又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理论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中医学“一源多流”的学术及文化特色，使中医学好似一枝与众不同而又争奇斗艳的奇葩，绽放在偌大的世界医苑之中。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曾对中医学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学术流派现状如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中医药学会新近完成的“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填补了建国后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但其得出的结论引人深思。课题组在总结报告中这样概括：“当前，中医学术特色淡化、中医流派出现严重断层和脱节，甚至逐渐湮灭、消亡。”课题组还认为,民间还存在身怀绝技、享誉一方的名医，但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一源多流”推动学术发展
何为学术流派？中国历史上曾形成过多少中医学术流派？起到了哪些作用？当代已故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学术流派判定标准并获得学术界公认的学者。他提出：“凡一学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所谓内在联系，不外两端：一者，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各成其说而光大之；一者，学术见解之不一致，各张其立说，影响于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流派的内涵一是师承，二是学说。
伤寒学派、温病学派、温补学派、滋阴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钱塘医派、吴中医派、孟河医派——这些年代久远曾轰动一时的中医学派的代表，现在只有年长学者或中医业内人士还有些印象。谈到这些中医学术流派的产生，“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负责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振国教授介绍，由于我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学而优则仕与学优不得仕并存、朝士与隐士并存的局面，而“医”与“易”以及四书五经等仕途必备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一大批散落在民间的文人学士即把收徒讲学、著书立说看做是唯一的出路和归宿。很多人走上了因学而官、辞官为学的道路，构成了古代各种学派的基本力量和社会基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历史上盛行的这些传统观念，造就了中医学术流派的繁荣，如金元时期的张元素、朱丹溪等中医名家均有此背景。
古代学术流派大都是师徒结合型的，师承教育是学术流派形成的关键因素。师承师法，从拜师开始，就决定了弟子的学习内容、研究特点和发展方向，像刘完素的弟子，自然而然是其“火热论”的学习、传承与弘扬者。张元素的弟子则必定重视其提出的“脏腑病机”学说。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其主张和风格必然为学生所接受和继承，逐渐形成了在某一学科领域基本观点一致、风格相近、研究方法相似的学派。由于学术流派受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以及地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形成过多少中医流派无从统计，“但总而言之，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之绝不为过！”王振国肯定地说。
那么，学术流派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呢？课题负责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俊德概括说，学术流派是中医理论产生的土壤、发展的动力、传播的途径，也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例如，诞生于长江三角洲的“吴中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苏州历代名医辈出，见诸记载的就有1400余人，著作600余部，对后世的影响绵延不断。可以说，中医学的不断发展，正是各家学派兴起、争鸣的结果。
“一个模子造就出的中医”
到了人口与信息爆炸及讲求科学化的现代，中医教育该如何发展？仅靠父子相传、师徒授受式的传统教育方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建国后，国家大力兴办中医药高等院校，统一教材、统一学术观点、统一教育模式，“规范化”使中医教育嬗变为单一的院校培养模式，传统的师承方式则转入“地下”。50多年来，尽管中医院校在继承中医药文化、培养现代中医药人才以及中医临床、科研、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建立了一整套颇具规模的教育体系，但面对已经“完全不认识了”的人才培养模式，焦树德、邓铁涛等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著名老中医仍表示了质疑：“把中医学习改成学校的形式，应该承认是一个进步。可怎么改？按照西医的模式改，还是按照中医自身的文化传统改？现在，中医院校改是改了，但是按照西医院校的模式改的。”河北省邢月朋主任医师语重心长地说：“中医教育并非单一的院校教育所能涵盖的。比如学习京剧，无论是否经过院校教育，均需拜师一板一眼地学习唱腔，进而才能形成流派。”天津的邓鹤鸣主任医师说：“中医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仅是一家之见或中医学术思想中的一部分，代替不了中医名著。”吉林省王耀廷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院校教育使用统编教材虽有优点，但却妨碍了学术流派的形成。”所以，很多人所说的“学校是复制人才的工具，复制品谈不上什么特色或流派”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陕西李宝华主任医师痛心地叹道：“中医流派现大多已悄然消失，令人扼腕啊！”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医流派的消失？综合专家意见包括：一统天下、一言堂的“现代化”中医教育模式；急功近利的、让丰富的中医流派只能以一种面目出现的“现代化研究方法”；比照西医分科过细、医药分开、不符合中医“全科”学术特色的医院管理。说得更深刻一些，还应包括院校教育的出口——中医院大多需要懂西医、能挣钱的人才，而中医收费价格过低，肯下真功夫的中医师已经不多。同时，人才认定、医疗纠纷仲裁、科研成果鉴定等政策的导向，也间接导致了中医院以及中医的西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中医院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对此，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李灿东说：“我个人认为，中医标准化研究是与学术流派对立的，如同书法一样，如果对其进行统一和规范的话，也就不是书法了。有些国家法规一方面强调中医要有特色，但有些规定又使中医师无法开展有特色的工作。再就是教育。学校要生存发展，强调规模教育，但其结果则与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越走越远。”
视师如父与“拉郎配的师带徒”
“当年我们拜师真不易啊！那时候谁不知道‘医术秘不外传’的规矩？人家肯把自己的‘绝招’和‘饭碗’传给你，你不真得视师如父吗？”90岁高龄的全国名老中医李玉奇教授谈起自己当年的拜师十分感慨，“我的师傅原不想收徒，但实在是被我的诚心所动，才点了头。他一辈子只收了3个徒弟，可一旦收了徒，就会倾其所有，像待亲儿子一样。哪像现在的师带徒，硬贴上的膏药，还互不服气，怎能真教、真学。另外，传统带徒什么都教，现在把我给定位成‘脾胃专家’了，别的还不好教了。其实，我最擅长的是心脏和妇科，24岁就被称为‘小李神医’。”
尽管现在的师带徒在老中医眼里“有点走样”，但毕竟是在重拾传统，在培养现代名老中医方面跨出了艰难而又可喜的一步。据课题组介绍，建国初期，卫生部曾提出“50万中医带50万徒弟”的设想。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但最终因为未能取得人事部门的认同，培养出来的学徒没有学历、没有身份、不分配工作，许多人的结局十分悲凉。1990年，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迄今为止，已在全国遴选出指导老师160多人次，2200多名“高徒”（高职称中医）拜师于名老中医门下。10余年来，这一措施使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中医宝贵学术经验得以继承，也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级中医临床人才。
事实证明，师带徒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某些专科、一技之长、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手法等，在书本上是很难学到的，只能由掌握者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而学徒出身的人，往往能在学习上有深度、医疗上有专长。“但是，这几批师带徒又由于没有解决好政策配套问题，带徒考核出师后只给老师和学徒发荣誉证书，而没有工资、职称等方面的实质性待遇，导致这一举措并未赢得青年中医的欢迎。”福建的吴熙主任医师遗憾地说。
课题组调查出的另一尴尬问题是，尽管“以名老中医为核心的现代中医学术流派雏形已经形成”，但若以学派形成的条件来衡量，即一个或几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一部或几部反映这派新的学术观点的传世之作，一大批跟随“宗师”的弟子，那么，当代提出“五脏相关”学说的邓铁涛老中医堪称楷模。但遗憾的是，现在能具备这些条件、“真正有学术思想的名老中医并不多”，甚至有些被指定带徒的全国名老中医，竟然将其学术思想概括为任何青年中医都应懂得的“辨证施治，平调阴阳”。由此，现代学术流派的构成及质量可见一斑。
流派基石缺失 良医难求
现在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良医难求。”可不是吗？当下很多中医连祖宗传下来的“四大法宝”——望、闻、问、切中的“切脉”都扔了，还能有疗效吗？还能是个好中医吗？
《中国中医药报》登过一篇对山东农民看中医的调查报道：38.7%的农民不太相信中医疗效，3.1%的人根本不信；30.4%的农民生病首选中医，54.4%的人是在西医治不好时才选中医。历来中医的基础在农村，简、便、验、廉是它固有的优势和吸引力，但现在连农民都不看好中医了。为什么？“不能不承认，群众的信任度和临床疗效的下降是导致现代中医学术流派日趋淡化的重要内因。”王振国说。
临床疗效是中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检验学术流派特色、方法和技艺的试金石。正如全国名老中医朱良春所说：“中医之生命在学术，学术之根本在临床，临床水平之高低在疗效。”可以说，中医如果离开疗效即四大皆空。但是，现在许多中医已陷入西医的思维模式，遇到炎症就清热解毒，遇到高血压就平肝熄风，其“以方套药、废医存药、中药西药化”的做法，完全脱离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也丢掉了中医学术的精髓和特色。不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药，一旦治疗无效，往往求助于西医、西药；不反思自己的对错，反而认为中医疗效就是不如西医，从而离中医越来越远，进入恶性循环。上海市唐汉钧主任医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要姓‘中’，而不是‘中西医结合’，亦不是‘中医现代化’。当前应秉承传统为先，发展创新为继，中医还没学好、继承好，就强调发展创新，那是无根之木。如此弘扬中医，必然浮光掠影，更谈不上发展中医流派了。”
现实确实不尽如人意。纵观全国3000余家中医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尽管管理部门反复强调提高中药的使用率，但实际上西药的使用率占了多一半。一位老中医说了另一个内在原因：“医生创收大多与奖金、补贴挂钩，中医药多便宜啊，还是用西医的一套来钱快、实惠！”看来，经济杠杆的力量在实际操作中远大于政策和规定。
中医院的西化还表现在医疗模式和标准的西化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杜艳艳研究员说，中医教育和管理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割裂了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另一方面，中医与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必须认同和建立不同的模式和标准。比如，一个中药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种疾病也可以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中医还有半里半表病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说，这些用西医的理论完全不能解释。但是，我国现在却以管西医的办法管中医。随着科学的发展，西医院分科越来越细，北京某大医院分了37个科室，各科室只负责自己的那部分，没有一个科室对患者全面负责，患者看一次病要跑好几个科室。而中医历来是“全科医生”，每位中医都要对患者全面负责，但现在中医院也学着西医院把科室分开了、分细了，群众不便不说，更丧失了中医的整体优势和特色，导致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越来越少，疗效随之下降，阵地日渐萎缩。正如群众所批评的：“现在的中医已没了原先的‘精气神’！”
根在民间 创造力在民间
经深入研究后，课题组得出另一结论：“民间中医是现代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重要生力军！”
其实不难理解，既然师承教育才能产生流派，也就是说，只有在还有师承教育的民间，才能有不同见解的中医，有“独门秘籍”真传的中医。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教授说，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中医学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中医的发展史，许多青史留名的中医名家像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无一不是来自民间。当代名家岳美中、吕炳奎、董建华、李聪甫等当初也是民间中医。有了名医才有名药和杰出的技术。所以，中医学的精髓在民间。像云南白药、福建片仔癀这样的名药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结果。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偏方、验方、秘方，都是历代临床实践的结晶，即便是中医经典著作中记载的方药、技术，也离不开民间中医的贡献。“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无知。”王新陆说。
辽宁海城的“苏氏正骨”被誉为当代“中医正骨四大家”之一。清朝末年，海城的苏相良集民间正骨流派精华，逐渐形成了以“手法精、无疼痛、固定稳、愈合快、功能佳”及“一保性命、二保肢体、三保功能”为特色的苏氏正骨，各地求医者趾踵相接，络绎不绝。现苏氏正骨在其后人“神手苏三”苏玉新的努力下，已发展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以中医正骨为主的拥有500张病床的海城市正骨医院。这些年来，苏氏正骨不仅实现了“从闭合性骨折到开放性骨折，从单纯性骨折到多发性骨折，从四肢长骨骨折到关节内骨折，从新鲜骨折到陈旧性骨折，从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到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创伤”，取得了令人赞叹的疗效，而且以分神复位法、动静固定法、内外用药法、益气练功法，四法为主的新“苏氏正骨法”多次获得科技成果奖，已出版专著4部，还被列入卫生部“十年百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目前，苏氏正骨在新一代传人苏继承的领导下，又向创伤合并骨肿瘤、急性肾衰、颅脑占位性病变等五大难症进军。
小针刀也是建国后出自民间、而今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中医创新技术。世界中医骨伤科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王秀义主任医师介绍，已故的发明人朱汉章原是“赤脚医生”，但他在针灸针具基础上研发的小针刀，在治疗骨性关节炎、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等数十种西医难治性疾病方面，展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次获科技成果奖。朱汉章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针刀医学》专著，并使这一技术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许多西医教授都成了他的学生和针刀拥戴者，现有千余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受益。为此，朱汉章进入高等学府，成了大学教授。这一来自民间的“旁门左道”，成为国家承认的、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针刀医学”，并列入医学院校的教科书。
政策门槛造成“无证行医”
但是，像苏氏子孙、朱汉章这样的幸运者在当今社会已凤毛麟角。
以福建著名骨科流派代表人物林如高为例，早年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批示要整理其学术经验，并为其建立了“福建林如高正骨医院”，福建中医学院也教授他的特殊正骨技能。但现在因种种原因，医院已人去楼空，课程也已停办，仅其后人还开着私人诊所。他的第四代嫡孙林郗涌主治医师说：“当前的政策严重限制了林氏骨科流派临床药学的发展。现在要求院内制剂都要取得证书，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外用药还可以，内服药已不让用，我们也不敢用。按现在的规定，那是‘假药’，可中医骨科离了药肯定不行。”目前，大多数曾辉煌一时的民间学术流派及没有正规学历的传人，均处于类似的惨淡境地。
社会普遍认为，现在的医疗体制是重学历、重职称而不重实力，这种体制扼杀了与西医截然不同的中医。重庆边远山区一卫生院的中药师王坤鹏就近作过调查：一老民间草药医唐某，其接骨和中医技术闻名百里之外，外乡人常慕名而至。但因他年龄、文化等因素不允许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面临关门境地。王坤鹏说，实行《执业医师法》后，很多有专长的民间中医因无权或无法参加考试而成为“无证行医”或“非法行医”者。一些有“绝招”或秘方的老中医的后人也不愿继承祖业。用不了多久，不知有多少宝贵的中医知识将随着这些年事已高、无人重视的民间中医的相继过世而一去不复返。
课题组认为，当前民间中医的特点是：不乏身怀绝技、享誉一方的名医。他们具有许多特技疗法，如蜂疗、蚁疗、蛇疗、脐疗、腹疗等，价廉效佳，服务及时方便。横亘在眼前的现实是：“没有正规学历而仅靠师徒相授的中医，几乎不可能获得行医资格。”对此，陕西李宝华主任医师说：“长此以往，不出一二十年，中医生存的土壤将被政策彻底铲除。别说流派，就连真正的中医也难找了！”此话过分吗？据四川省不完全统计，目前该省还有近万名中医类人员未取得法定从业资格，其中民间医生占71%。那么，全国又有多少民间中医面临失业呢？
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一次会议上郑重指出：“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构成相对比较复杂，既有院校毕业的，也有以师承方式培养的，还存在一部分经多年临床实践医术确有所长的，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大量民族医药人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基层或偏远地区，一些确有一技之长和实际本领的中医药人员受到群众信赖，享有一定声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暂时还不具有有效的行医资格。对于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慎重对待。”
把中医的根留住
不难看出，对中医学术流派的研究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现代中医教育、人才培养中的盲区、误区，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束缚当代中医发展的诸多问题。
中医学术流派的生存发展与中医事业的生存发展一样，需要符合其特殊性的社会土壤及政策环境。目前，山东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都在尝试培养当前最稀缺的传统型中医药人才，即“中医人才培养的‘基因工程’”。王新陆校长表示：“通过培养‘原汁原味’的纯中医，把中医的根留住！”
与此同时，国家新的、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政策也在陆续出台，如刚刚公布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明确规定，此类人员在跟师或从事临床达到一定年限后，允许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传统的中医坐堂建国后在政策上一直名不正言不顺，新近也已下文试点恢复。另外，关系到中医发展的关键问题，如中医服务收费价格、优惠补偿政策、高校教育改革、中医院院内制剂的管理、中医中药的协调发展等等，均在逐步研究解决之中。
眺望前路，尽管仍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我们相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有热爱民族文化的广大群众，有中医药界的不懈努力，不仅仅是中医流派的前途，就连整个中医事业的前途，都应该是光明的。
中医药大事记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原始医学。而中医理论就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古代篇
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
约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问世。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
公元259年左右，西晋医家皇甫谧撰成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针灸甲乙经》。
公元610年，隋代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成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
公元652年，唐代医家孙思邈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公元659年，唐政府组织编修成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唐本草》。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医学出现四大流派：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和养阴派。
公元1578年，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
大约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
公元1830年，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
当代篇
1950年5月，北京中医学会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学术团体之一。
1954年11月，中央批准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早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同月，卫生部正式成立中医司。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第一本中医教材《中医学概论》出版。
1965年5月，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标志着中医药研究和事业发展已进一步纳入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和规划的正常轨道。
1966-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内乱的十年，像其它事业一样，中医中药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中医中药日趋衰落，中医队伍后继乏人，中医药从业人员人数减少三分之一，全国中医医院从1960年的330所减少到129所，中医学院由21所减少到11所。
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代表和全国中草药和新医疗法展览会工作人员并讲了话。要求“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相互结合，共同提高，逐步达到融会贯通，实现毛主席指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理想”。
1979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最大的全国性中医药学术团体。
1981年7月，《中西医结合杂志》(中文版)创刊。这是我国创刊最早的全国性中西医结合学术刊物。
1983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为研究、发展、交流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在传统医学基础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多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其中在中国设立7个合作中心。
1986年7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中医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
1989年1月，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医教育研究》经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批准开始实施。此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加强中医教育研究，推动中医教育改革。
1993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研究院及其基础理论研究所共同投资兴建，计划两年完成。这是我国中医界第一个对外开放的P3实验室。该实验室主要对中医药抗艾滋病作用的理法方药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找到抗艾滋病病毒的有效方药。
1996年7月,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管理办法》，决定“九五”期间继续在全国开展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决定》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之一。
中药炮制术语知多少
中药炮制历史悠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不少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术语，因而给初学者带来不少困难。 中药炮制历史悠久，经过历代医药学家长期医疗实践，不断试制试用和总结改进，积累了丰富的炮制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大多都载于历代古医书和本草文献中。但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不少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术语，因而给初学者带来不少困难。笔者摘录一些常见术语，供大家在工作和学习时参考：水飞：利用不同细度的药材粉末在水中的悬浮性不同而取得极细粉，并除去水溶性杂质的方法。
抢水洗：对某些质地疏松、吸水性强的药材，为避免吸水过多影响切制，避免有效成分过多损失，而采取快速洗涤的方法。
镑片：将经软化的药材用镑刀或镑片机镑成极薄片。
水研：指研粉时在研钵内加少量清水同研，研至符合规定时倾出，晾干。
武火：指大而猛的火。
文火：指小而缓的火。用文火加热的锅，温度约为110℃～130℃。
文武火：指中等火力。
酒蒸制：将净药材或切制品，加入定量的黄酒，拌匀。至酒渗入药材组织内部，然后置锅内蒸至符合规定。取出，干燥或作进一步加工。
姜蒸制：取规定量的鲜生姜，洗净，压榨取汁，与药材或切片拌匀，闷至姜汁渗入药材组织内部，置锅中用武火加热蒸至符合规定时取出，干燥。
醋炖制：将经预处理的净药材或切片与定量的米醋拌匀，闷至醋液渗入药材组织内部，然后将药材和未吸收完的醋液一并装入炖罐内，加盖。隔水炖至符合规定时取出，干燥或进一步加工。
炒黄：又称“炒香”。系指用文火或武火将药材或生片炒至表面呈微黄色或深黄色（但不焦），此时可闻到药材固有的香气。
炒焦：指用文武火将药材或生片炒至表面焦褐色，内部颜色加深。方法为：先用武火将铁锅加热至现热焰，加入药材不断翻炒，并改用文武火加热，炒至符合规定时取出摊凉。
炒炭：用武火将药材或生片炒至表面焦黑色（炭化），内部呈焦褐色（存性）。方法为：先将炒锅用武火加热至投入少量药材即冒白烟（温度约180℃）时，将药物全部倒入锅内，即喷洒清水熄灭。取出放凉晒干。放置3天后方可进仓库贮存。
土炒：以土为辅料的一种伴炒法。方法为：将灶心土（伏龙肝）或陈壁土或赤石脂粉碎成细粉，置锅内，用武火加热翻炒至轻松流动状时加入药材，改用文火加热，翻炒至药材表面呈土色，透出药材固有香气时取出，筛去土，摊凉即可。
滑石粉炒：又称“滑石粉烫”，系以滑石粉为辅料伴炒的一种。方法为：将滑石粉置锅内，用武火加热翻炒至滑石粉呈轻松流动状时，加入药材，继续翻炒至药材表面鼓起酥脆时取出，筛去滑石粉，摊凉即得。
盐（粒）炒：以原盐粒为辅料的伴炒法的一种。方法为：将适量的原盐（盐粗粒）置锅内，用文武火加热翻炒至150℃时将净药材或切制品倒入锅内，继续翻炒至药材表面呈黄色质松脆，取出，筛去食盐粒，放凉即得。
蜜制：系以蜂蜜为辅料的炙法的一种。方法为：取定量的炼蜜，加适量的开水稀释成蜜水，将净药材或切制品与蜜水拌匀，闷至蜜水透入药材组织内部，置锅内，用文火加热翻炒至不黏手或规定程度。取出，放凉，密封保存。
米泔水制：以米泔水为辅料炮制药材的方法。方法为：取第二次的洗米水（俗称“米泔水”）适量，煮沸，凉至适宜温度，与净药材或切制品拌匀，闷透，置锅内用文火加热，翻炒至药材表面呈微黄火色，取出摊凉即得。或作进一步干燥后贮藏。
煨制：将原药材进行干热处理的一种方法。方法为：将净药材用湿纸或湿面、湿麸皮、湿滑石粉等包裹（厚度0.3～0.5㎝），埋于热灰、热滑石粉中煨至包裹物外表呈焦黄色时取出，除去包裹物即可。
煅炭：将药材隔绝空气进行高温处理的一种炮制方法。方法为：将药材或切制品置锅内，上盖一口径稍小的铁锅，两锅接口处用湿纸条贴紧，再用湿黏土封紧，防止空气进入锅内，在小锅顶贴一白纸。先用文火后用武火加热煅烧。待小锅上面的白纸变焦时停火，铁锅冷却后取出药物。
发芽法：将净制后的成熟的种子或果实类药材，用清水湿润后，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使其发芽的方法。
发酵法：指净药材或药材的粉末（或按规定加一定量的辅料），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条件下，利用微生物的作用，使药材表面产生黄白色的菌丝，达到一定规格标准的方法。
神农尝百草，传说中的实在
以神农为本草之宗的神话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发现一些早期古代文献的记载并非仅仅是旨在尊圣尚古，而是以历史真实性为依据的。神农和药的关系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说尝百草，有了药而医学勃兴。后又见于《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既尊神农为三皇之一，又是医药的创始人。《世本》也说：“神农和药济人”。可见神农不只是尝百草认药，还有遣药之能。宋代刘恕又把以上诸论综合起来，他在《通外纪》中说：“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近年考古尚没有发现方书，但确认了尝百草的历史年代和活动区域，说明古人以神农尝百草之说溯本崇源言大道的立意正确不谬。现代考古认定，距今五千至一万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神农、黄帝既是氏族领袖，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神农氏族，姜姓，又称炎帝，《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又称赤帝，原是西戎族的一支，以牛为图腾。最早居住在大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炎帝族先于黄帝族自西北进入华北、中原等地区，后来又逐渐向南方转移至湖湘。炎帝族在进入中部地区时，与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的南方“蛮族”的九个部落联盟的九黎族发生冲突：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的酋长，炎帝族被迫逃避到涿鹿，后来炎帝族与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的黄帝族联合，在涿鹿大械斗，攻杀蚩尤。继后炎黄两族在阪泉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帅以熊罴、貔貅、虎的各族打败了炎帝族，之后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定居下来，延续了炎帝的文化。
神农氏族时代，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是重要的部门，并有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已经用弓箭，有货物交换。在陕西半坡遗址出土有石斧和骨锄，有一陶罐粟在居室内发现，另一陶钵粟是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在湘南，八千年前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及氏作，木为 ，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记载完全相合。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续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近年史家据澧县八十?遗址发掘出的一些台基式建筑，认为该处曾是6500年前神农氏族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这也与神农氏尝百草而遇毒的传说相合。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载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从此繁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先祖的寝陵附近。
据以上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药起源于先民的农业文明时代，尝百草遇毒，果然实有其事，故《墨子.贵义》说：“譬若药然草之本”，后世以此称中药学著作为“本草”。汉代把药学名著冠名《神农本草经》，既是“言大道”(《尚书.孔安国序》)，又是对先人发现药物的尊崇。
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祖
针灸之祖——黄帝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领袖。现存《内经》即系托名黄帝与歧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此书治疗方法多用针刺，故对针刺的记载和论述亦特别详细，对俞穴和刺阖、刺禁等记录较详。脉学介导者——扁鹊 姓秦，名越人，战国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
太子尸厥已死，而治之复生；齐桓公未病，而知其后五日不起，名闻三下。《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外科之祖——华佗 又名敷，字无化，后汉末沛国（今安徽亳州）人。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对外科尤为擅长。对“肠胃积聚”等病，饮麻沸散，须臾便如醉肠洗涤，缝腹摩膏，施行腹部手术。
医圣——张仲景 名机，汉末向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当时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预防医学的介导者——葛洪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著有《时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药王——孙思邈 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辉县）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治愈唐太宗唐太后头痛病，宫廷要留他做御医，他扯谎采“长生不老药”献皇上，偷跑了。监视人谎报采药时摔死，太宗封孙思邈为药王。
儿科之祖——钱乙 字仲阳，北宋郓州（今山东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根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比较系统地作出了辩证证治的范例。
法医之祖——宋慈 宋朝福建人。1247年总结宋代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及他本人四任法官的心得，写成《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文著。
药圣——李时珍 字东壁，号频湖，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人。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参考历代医书800余种，经27年的艰苦，著成《本草纲目》，所载药物共1758种，被译为日、法、德、俄等国文字。
《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90卷；它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又最简要的一种。
抓药的传说
有了药方，就要到药店去抓药。在药店里，你可以看到司药人员把处方放在柜台上，手里拿着戥子，到身后的药柜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小抽屉里去抓药。如果是位老药工，他一看是几克，在小格里用手一撮，用戥子一量，准是几克。人常说熟能生巧，这种过硬本领是靠成年累月的抓药实践练出来的。新药工抓药，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了。提起抓药，还有一段动听的传说。唐代药王孙思邈经常外出行医采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好的药材，他就不畏艰难困苦地去采药，或进入深山老林，或攀登悬崖绝壁，或穿越河川峡谷。因为采的药材很多，它们的性味功用又不相同，所以不能混杂放在一起。为了便于分类放置和使用，他就特意做了一个围身，在围身上缝制了许多小口袋，凡采到一种药材，就装到一个小口袋里，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一次，孙思邈行医采药来到一个村庄。忽然间一阵狗叫，只见有一妇女躺在地上，嘴里不断发出"唉呀唉呀"的痛苦喊声。原来这位妇女的小腿被狗咬伤了，鲜血直流。他急忙从围身口袋里拿出一种药来，给这位妇女敷上，不大一会，这位妇女小腿上的血止住了，疼痛也减轻了许多。她的丈夫赶来，见此情景，十分感激，忙拜谢药王的救治之恩。
药王就是这样采药走到哪里，行医治病到哪里。他给病人诊治后，就从口袋里拿出药来，因为药物配伍不需要很多，总是从小袋里一小撮一小撮地抓出来，所以人们就把它叫“抓药”。
后来，人们开药店，为了使众多药物不易混杂，更便于分类取药，店主也仿照药王的办法，将药柜内做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小抽屉，小抽屉里再隔成三个或四个方格，来贮藏放置各种药材。小抽屉的外边写上中药名称，以便记取，免于混淆。直至今天，病人到药店买药时，有的地方仍叫“抓药”。
盛寅：供职两京太医院
盛寅（1375-1441），字启东，吴江（今属江苏省）人。盛寅的同郡人王宾曾得戴思恭所传，而盛寅学医于王宾，故是戴氏的再传弟子。永乐初年，盛寅曾为医学正科。他治疗了一个太监的蛊胀病，手到病除。当时，明成祖正在西苑射猎，太监病愈后就回到明成祖这边侍奉皇帝。明成祖远远地看到了这个太监，非常惊讶，问：“听说你死了啊，怎么又活了？”太监如实奏报了盛寅为他治病的详情，赞扬盛寅医术高明。成祖听了以后，便派人召盛寅入朝，为自己诊脉。盛寅诊过脉后说：“圣上有风湿病”，并开药治疗，皇帝服药后，果然疗效很好。成祖很高兴，即授盛寅为御医。
太子朱高炽（就是后来的仁宗）有一位宠妃张氏，经期不至已有十月。其他的医生都说张氏是有身孕了，并表示祝贺。唯独盛寅不认为张妃是怀孕，而认为是患了病。张妃获悉了盛寅的诊断后，说：“这医生说的很对，有这样的医生，为什么不早让他来为我诊病？”盛寅为张妃开了处方，方子是破血剂。太子看后勃然大怒，不让服用。又过了数天，张妃的病更重了。太子只好又叫盛寅来诊治，盛寅开的方药仍然是破血剂。张妃自己也想要服盛寅的药。而太子担心堕胎，就把盛寅关押起来，等候张妃服药后的结果。张妃服药后，排下了大量瘀血，病也就慢慢好了。太子对盛寅大加赏赐，还派仪仗为前导，送盛寅回家。而盛寅的家人，都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呢。
仁宗朱高炽继位后（1425），盛寅要求调往南京太医院。宣宗继位（1426）时又被召回北京。正统六年（1441），盛寅因病而逝，两京太医院都祭奠他，足见盛氏的人品及医术。
盛寅的主要医学著作有《医经秘旨》两卷，另著《流光集》（又名《盛御医集》），已佚。《医经秘旨》为医经类著作，上卷为医论，下卷包括读医经的感想和临证心得19篇。这19篇中讨论了《内经》所涉及的治则问题，其中有“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以补治积”、“以益气治满”、“以寒散表”、“以凉平理气”、“以温补止血”、“以攻下及补益治发热”等反治法和权变治法，并结合临证经验，辨明疑似，以便后学者有所遵循，并可触类旁通，颇有价值。
武则天顶礼谢医
【原文】唐高宗苦风头眩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我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 （选自唐·胡璩《谭宾录》）【释义】唐高宗得了眩晕病，头晕目眩，不欲睁眼，召太医秦鸣鹤前来诊治，秦鸣鹤诊后说：“风热之毒上攻头目，若用针点刺头部出血即能痊愈。”皇后在帘内怒气冲冲地说：“你这个医生该杀头！皇帝的头能放血吗？”秦鸣鹤惊慌地磕头请求饶命。皇上说：“医生议论治病，按道理不应该有罪。况且我的头目沉重苦闷，几乎不能忍受，针刺头上出血未必不好。我决意让你扎针。”鸣鹤立即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出血。皇上说：“我感觉眼睛亮多了。”话还没说完，皇后在帘内表示感谢说：“这是老天爷的恩赐呀！”说罢，亲自背负精致丝织品和珠宝赠送给秦鸣鹤医生。
【按语】读此短文，可见古代御医治病之艰险，秦鸣鹤虽受恩赐，而是死中幸生。作者对于故事的陈述，以环环相扣的绝妙笔法，对封建贵族不曾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弊病，做了严厉的批评。
古代女性医学家典故集锦
在我国医学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女性医学家，她们医技精湛、医德高尚、救死扶伤、为民除病，深得后人的敬仰和称道。医技高超 征召入宫
远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河东地方（今山西省复县），有一个名叫义妁的女子，她是我国历史上早期著名的女医生。
义妁从小就对药草有兴趣，十几岁就上山采药，捣烂后给乡亲们敷治外伤。平时只要有郎中路过，她总是虚心请教，日积月累，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有一次，从外地抬来了一位腹部膨隆的病人，肚子比将要临产的孕妇还大，脐眼突出，身躯瘦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义妁对她仔细诊视后，取出几根银针，在病人的腹部和腿部一连扎了几下，又取出一包药粉撒在病人的脐眼上，用热水浸湿的绢帛裹住，并给病人喂服中药。几天之后，病人的肿胀竟渐渐消退，不到10天工夫，病人就可以起床活动。后来，义妁的医术被汉武帝知道了，便将她征入宫，封为女侍医，专为皇太后治病，深得太后的信任。
擅长针灸 施医利民
晋代，广东南海太守鲍靓的女儿鲍姑也是—代女名医，其夫葛洪是晋代著名的炼丹家，曾著有《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名著。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和家庭影响，给她行医治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她长期跟随丈夫在广东罗浮山炼丹行医，为民治病，岭南—带民众尊称她为“鲍仙姑”。
鲍姑行医采药，足迹遍及广州、南海、惠阳、博罗等地。她医术精良，一丝不苟，擅长针灸，以专治瘤与疣而闻名。她采用越秀山脚下满山遍野生长的红脚艾作艾绒进行灸疗治疾，因此，后人称此艾为“鲍姑艾”。鲍姑死后，岭南人民为纪念她对医学事业的贡献，在广州越秀山下三元宫内修建了鲍姑祠，以志纪念。
著书立说 行医为民
明代女医谈允贤，江苏无锡人，其祖父曾任南京刑部郎中，是当地的名医，祖母也对医药十分精通。谈允贤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在祖父母的指导下学习医药知识。婚后不久，她得气血失调之病，她不仅没有放弃学医，反而把自己的疾病作为研习对象，自己开方配药，终于治好了病。不久，她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前将全部秘方和制药工具传授给她。在封建社会里，一些闺阁千金和富豪眷属，生了妇科之病，由于封建社会礼教的束缚，羞于请男医诊治，因而常常贻误病情。谈允贤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女性患者纷纷前往。后来，谈允贤成了当地专治妇科病的女医。50岁时，谈允贤将祖母传授的医术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写成了一部《女医杂言》，传给后人。
精通外科 手到病除
宋代有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名叫张小娘子，她的医术既非祖传，也不是随夫行医所得，那么究竟从何而来呢？据说，在张小娘子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云游郎中路过门前，向她讨杯水喝。张小娘子见是一位银髯老人，气度不凡，便将他请进屋里，让座沏茶，还热情地招待饭菜。那位老郎中见她聪明贤慧、手脚勤快，便将开刀和制膏等外科秘方传授给她，还赠她一部秘而不传的《痈疽异方》。后来，经过不断实践，张小娘子终于成了一位精通外科的女医生。凡是疮疡痈肿的病人前来求医，经她诊治，无一不见奇效。—时名声大噪，病人应接不暇。她又把外科技术传给丈夫，于是，夫妇俩都成了当地名医
蒙医传统疗法-简介
蒙医传统疗法在蒙医药学中占有突出位置。蒙古高原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与草原游牧文化蕴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蒙医学传统疗法。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证明，蒙医传统疗法对一些疾病有显著疗效。酸马奶疗法
在蒙医饮食疗法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从十三世纪以来就名扬四海。酸马奶具有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对心血管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有较好的疗效。
蒙医整骨术
是马背民族特有的医术。蒙医整骨有神奇整骨法、结节固定整骨法、小夹板固定整骨法等，对各种骨折具有突出疗效。震疗是以震动或刺激的方法治疗由外界暴力和震动所致疾患的疗 术。其机理为“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对脑、肝、胃、肾、子宫等脏器的震荡症有较好的疗效。瑟必素疗法 用牛羊的某些脏腑器官或皮张趁热敷罨患处，达到治疗目的。主要治疗风湿骨关节病和妇科疾患。灸疗针刺疗法针刺穴位后加热或冷却，治疗消化不良、水肿、肿痛麻木等病症。
放血疗法
以针刺破血脉，适当放出“恶血”与“病血”，用于治疗热性疾患，具有“引病外除”的功效。天然阿尔山疗法 运用天然冷热泉水的物理作用，综合治疗风湿、皮肤、消化、五官、神经系统疾病。蒙药阿尔山疗法用五种药物煎煮液进行浸泡，治疗风湿病、皮肤病等疾患。
藏医的特色疗法—简介
藏族人民早在远古时代时就开始用开水治疗消化不良等医疗实践活动，据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记载：“患蛾喉头痛者用牛角、岩羊角、山羊角、马蹄等调外合剂”，这是古代藏族人民发现动植物的药用价值的有力证明。此外，藏族人民对外伤的处理由开始用“泥土、酥油、酒糟来外敷伤口”。逐渐地总结出一些敷治外伤的方法。由于发现使用烧热的石块和砂土贴附于身体的某些部位有止痛的功效，于是便产生了热敷和火灸。可以说藏族医学发源于藏区各族人民的医疗实践。公元前5、6世纪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藏医学家协普赤西。据笨教史记载：“协普赤西是笨教师祖辛挠的长子”，曾任王室侍医。他收集民间的医疗经验著成《医学九法》、《疗法月光》等，总结了藏医学的实践经验。此后涌现了许多藏医学家。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各种自然现象，相信超自然力是疾病的原因，因此便出现了笨教巫术和藏医学并存的局面。然而，如果由此认为藏医产生于笨教，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加强了藏汉民族间的特殊关系，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了医方百种，诊法五种，医械六种，论著四本，可以推断这些医书对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只要我们对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 》的内容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 ，便可发现这种传播留下的痕 迹 。如在《四部医典》后读本的诊脉章中的“视位腕上第一皱纹起，下量一寸突骨之内侧，寸关尺脉莫竖放平稳”、寸关尺的切切法和寸脉之下心与小肠主，关脉之下脾与胃脏求，尺脉之下肾与散木赛诊“以及观四季脉中现讲五行相生与相敌，木火金水等为相生，水火土木金等为相敌”等内容，显然吸收了中医学的观点。可以说中医对整个藏医学的发展具有 一定的影响。
古印度吠陀医学的传入，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末拉妥妥日时代。但松赞干布以前，它只是一种医学派别。尤其是8世纪中叶，古印度吠陀医学著作《八支精要》 被翻译为藏文，对藏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藏医界吸收和照搬了大量的吠陀医学的内容。因此 形成了藏医学与吠陀医学相似的现象，藏医绝非源于印度。
藏医在7世纪中叶藏王赤德祖丹时期开始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理论体系，在此以前，藏医理论体系不太完善 ，仍处在感性认识与经验积累的阶段。早期藏医学理论著作《月王药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一，此书大约成书于赤德祖赞时期，它以藏族劳动人民长期的医疗实践为基础并吸取了其他民族的医学知识而著成。此书以医药兼论的形式阐述了藏医解剖、生理、病理 、药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书中共载有780味药物，并详细地叙述了各味药的性味功效及有关方剂相配方法规等。
《月王药诊》的产生，标志着藏医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它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藏医的理论基础，在人体解剖方面确立了以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液七大物质要素为人体结构基础。在生理及病理方面确立了以“隆”（气），“赤巴”（胆）、“培根”（粘液）三因素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藏医的“三因”“七基”学说与古希腊医学的“三种活力”“七种基本要素”的观点相一致，对此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该书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藏医脉诊和。 《月王药诊》一书的产生不仅为藏医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极大地指导了当时的临床实践。继《月王药诊》之后，8世纪中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在研究和总结早期医学经典的同时，学习和吸取了邻近民族的先进医学知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著成了藏医名著《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藏族劳动人民长期医疗实践及吸收其他民族医学知识的必然结果。该书后记中明确指出“此书是参考了大量其它医书后著成”。只要我们把《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的内容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间的渊源关系。那种认为《四部医典》是古梵文本《寿命吠陀》的藏文遗本的观点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四部医典》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全面地论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方剂、保健等许多学科的内容。它确立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为藏族人民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民国的一场中医废立之争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一、 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而对这种情况，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二、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来定这天为 “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三、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1934年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最后妥协的结果，焦易堂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以不了了之的办法由国医馆执行起行政权来，行政院则睁一眼闭一眼，保持沉默。接着，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如其中“中医条例所称的中医学校，指经教育部备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立案者”，而教育部并未把中医学校列入学系，这就等于把所有中医学校毕业生的中医资格全否定了。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医审查规则由卫生署管理，而卫生署官员中又没有中医的不正常状况，1936年12月，中医界组织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请愿，要求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的原则。在立法院讨论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优劣的论争，结果设副署长的要求未获通过，只在卫生署内增设一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而实际上卫生署从不让中医委员会参与行政。
四、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这次请愿影响很大，南京报纸作了多次报道，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歪曲性宣传。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也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的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其自身具有的西医药所不能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古代医家对性事的一致观点
房中术—《内经》倡导房事养生在房事养生方面，《内经》中早就有不少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即明显地告诫世人，若醉酒滥行房事，可使精气衰竭、真元耗损、形体气血虚弱，加之不能控制自己的淫欲，纵情以求过度的性快，故常损寿命，不到五十岁即年老体衰如行尸走肉。该篇还认为，在寡欲淳朴的美德影响下，可达到“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的境界。这是合于养生之道的。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进一步提醒人们，在性养生方面，如能做到增八益(即八种有益于健康的性事)、去七损(七种不利于身心卫生的性事)，则阴阳气血调和而长寿。如不能做到这些，则常可早年衰弱。愚昧纵欲的人因对此认识不足而常早衰；聪明寡欲的人因遵此养生而常长寿，且身体健康，青春久驻。所以，善养生的人不做不能做的事，常满足于清静寡欲和心旷神怡的乐趣，故多能防病延年。在《灵枢.五音五味篇》中还指出逞性欲而思虑忧郁可伤心，醉酒纵欲、汗出伤风可损脾，性事太过、出汗入浴则可耗伤肾气。故善养生者宜远色欲，乐恬淡。
房中术—古代医家对性事的一致观点
１.竭力提倡男女性事的谐和协调，使能达到“神和意感”的境界。认为如夫妇性生活长期不和谐，则“非直损于男子，亦乃害于女人”。
２.性生活宜有节制，不可频繁放纵。时间或条件不适宜而强行性交，有害双方身心健康，故主张做好“七损八益”。不然，则非唯不利于优生，亦更难却病延年。
３.故意压抑性欲情事，也常有碍健康。如夫妇刻意禁抑不行房事，则多易引起气血闭塞和壅滞的病痛，身心受到压抑和闭滞，致生病多而减寿。
４.许多性疾患，尤以某些性功能障碍，如男子百闭(不射精或逆行射精)、阳痿、早泄；女子月经失调、阴冷、性欲低下等，可通过某些简易的气功导引，或改变性交姿势或体位予以治疗，多可获效验。
５.对一些性疾患着重于防治结合，寓防于治，寓治于防，使与气功、药物结合运用，多可获壮阳补养、却病延年之效。所载若干性养生和性医学的诊治措施，迄今仍具有指导临床和摄生的积极作用。
房中术—介绍一种房中术修炼法“活子时”
大家都知道，从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一时间段称为“正子时”，此时先天真阳会发动，是修炼的好时机。那什么是“活子时”呢？“活”字有二解：一指活活泼泼。一天十二个时辰中都可能有真阳发动现象发生，如能好好地把握，可收到和“正子时”一样的功效；二指快快活活。“活子时”的到来的征兆便是快活！由内心深处向外散发的那份愉悦，便是“活子时”的产生。一个人在一天之中，要时时刻刻返观自身，一旦发现自己身心开始变得愉悦时，便可修炼。我们要牢牢守住这种快乐，不让它白白流逝，不要用思维去游移、联想，不要去想是什么外在事物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而是应该细心去体会这种快乐，感觉它在我们的身体内是怎样静静流淌的。并且保持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地日积月累，“活子时”发生的频率也就会越来越高。男女之间“活子时”修炼的奥秘也如上所述：不要去考虑是什么带给你快乐的，而是要去体会这种快乐。当男女双方开始性结合时，要仔细体会刚刚进入时那一瞬间的快乐，努力保持住它，这样，慢慢你会觉得这不只是男女双方的身体在交合，还包括了两个人灵魂的交融。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你能更深地感受到这不仅是两个人灵魂的交融，还是天和地、阴和阳的开合。如果你在交合的过程中用意识去思考、联想，你的精气便会开始动摇；如果你想到了和你交接的异性的身体，你的精气便会通过性器官流向对方体内。这种交合，便和凡夫俗子一样了，不成为修炼了。所以古代房中术中有“顺则凡，逆则仙，只在中间颠倒颠”一说。守住最初的快乐，不要有意识去进一步寻求高潮，只是保持住最初的那份温暖，让它带着你自然地进行颤抖、摇摆、尖叫…··保持的时间越长，双方的精力会越旺盛。真正的双补（男女双修双补）之道，不是把异性作为一件发泄情欲的器具，而是当作一扇门——一扇通向广阔宇宙的虚空的大门！通过交合和返观（体会快乐），我们能通过异性这扇门走向另一个崭新世界，我们不光是和一个异性在交合中，而且是和整个宇宙在交换能量——采摄虚空中的元气。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所以能量的来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房中术中的“采阴补阳”是什么？
“采阴补阳”是中国古代房中术中的一个重要行为观念。认为男性若想获得补益、长寿，甚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可通过有意识的与女性行房来达到目的。“采阴补阳”该观念沿起很早，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即有明确的记载；“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劳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文中认为采阴能够补阳，是基于中医房中术将房事中男性泄出的精视为人身中最宝贵的物质，应经常保持盈满，而房事中的泄精将使其耗竭，但女性在房事中分泌的阴精却不会耗竭。男性精液的补充可通过服食滋补品获取．也可通过房事从女性的阴精中获取。依据“采阴补阳”的古代观点其具体方法为：1.选择体态娇小、丰满，性情温和，年轻但不一定十分漂亮的女性为采阴对象，因为这样的女性被认为最具滋补作用。2.房事中务必使女性达到性高潮，因为在高潮中女性分泌的阴精最多。3.尽量延长交合时间，以便采集更多的阴精。4.应与多个女性交合，甚至多多益善，因为重复与同一女性交合，其阴精的滋补作用将会转弱。5.男性在房率中应忍精不射，并兼行导引服气之术，以便做到“还精补脑”。历史上采阴补阳之术主要在道教的某些流派中盛行，宋代以后更发展为“炼内丹”之术，它很早就受到佛教的抨击，也受到很多医家的批评，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房中术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操此术者不可能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但却易流于纵欲，而与房中术“乐而有节”的基本原则相悖。当然，“采阴补阳”在现代人的性生活中是不适用的。
中医行医的招牌——葫芦
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里，身上都背着个葫芦。葫芦作为行医的招牌，据传这还有个来历呢！东汉时期，有个叫费长房的人见一老翁在街上卖药，凡吃过他的药的病人，立即见效，药到病除。费长房看了以后，就想拜老翁为师。于是待人散后尾随跟踪，见老翁跳进一家酒店墙上挂的葫芦内，心想这老翁决不是等闭之辈，更增加他拜师的决心。
于是，他便在酒店挂葫芦处备好一桌上等的酒席，恭候老翁出来，不多时，老翁便从葫芦内跳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认师求教，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便收他为徙，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于他，后来费长房便成为当时的一代名医。他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将葫芦背在身上。从此以后，郎中行医，便用葫芦当招牌，以表示医术高超，人们也因此把葫芦当作医生的标记。
其实，葫芦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味甘淡性平，有利水通淋之功，可用于治疗水肿、小便不利、黄疸、腹满等证。每次15-30克，水煎服，也可配入复方中应用。葫芦子还可治疗牙痛及牙龈肿痛，配牛膝煎水含漱即可见效。
中国古代名医录
一 许胤宗许胤宗，一作引宗，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卒于唐武德九年(626)，享年九十余岁。许氏乃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曾事南朝陈，初为新蔡王外兵参军、义兴太守；陈亡后入仕隋，历尚药奉御，唐武德元年(618)授散骑侍郎。
许氏以医术著名，精通脉诊，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法。公元六世纪中，他曾用药物薰蒸法为陈国柳太后治病，时太后病风不能言，口噤不能服药，他以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薰蒸令药气如烟雾，入病人腠理而奏效，当晚太后能言，胤宗因此授义兴太守。
许氏诊病问疾，重视切脉，以探求病原，主张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唯须单用一味，直攻病所。一生诊脉用药，独具特色。
二、甄权
甄权，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卒于唐贞观十七年(643)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因母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甄权于针灸术造诣尤深，兼通药治。一生行医，活人众多：隋开皇初(581)曾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病辞职。甄权通颐养之术，提出吐故纳新可使肺气清肃，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不必甘美。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访以药性及养生之道。授其朝散大夫，并赐寿杖衣物。当年寿终。
甄氏一生著述颇多，绘有《明堂人形图》一卷；撰有《针经钞》三卷、《针方》、《脉诀赋》各一卷，《药性论》四卷。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部分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三、甄立言
甄立言，甄权之弟，生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卒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唐武德年间(618～626)升太常丞，与兄甄权同以医术享誉当时。立言医术娴熟，精通本草，善治寄生虫病。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本草集录》二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均己散佚，部分佚文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到。他的《古今录验方》如《外台秘要》所引进“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类糖尿病的最早记载。
四、孙思邈
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水淳元年(682)，享年101岁（关于孙思邈的生年说法很多，主要有三种，一般较公认的是生于隋开皇元年（581）之说：另有生于是西魏帝太统七年月日（541）；还有生于染天得篮十四年（515）之说，这里取公认的说法）。
孙氏少时体弱多病，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刻苦研习岐黄之术。成年以后，他曾隐居在太白山(今陕西境内)从事医学及炼丹活动。永徽三年(652)著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咸亨四年(673年)曾担任尚药局承务郎，上元元年(674)即称病辞归。永淳元年(682)，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同年孙思邈去世，遗命薄葬。子名行，天授中(690～692)曾任风图侍郎，孙名溥，曾为萧县(今安徽萧县)县丞。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
孙氏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稿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一样看待；治疗中要全心赴救、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见《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太医精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宋本）。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六百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
孙思邈积八十余年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并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药物学上，重视地道药材以及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在妇幼保健方面，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石。
孙氏的著作，除上述外，史志见载的颇多，大多已散佚无存。主要有：《千金养生方》一卷、《千金髓方》等18种，此外，现尚存世之眼科专著《银海稍微》乃托名孙氏之著。
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崇高地位，受到历代人民的热爱和拥戴。他死后，人民为他修庙立碑，直至今日他的家乡陕西耀县孙家塬还有孙氏祠堂，内有孙氏塑像。耀县药王山有药王庙、拜真台、洗药池、太玄洞等孙氏活动遗迹。
五、张宝藏
张宝藏，字澹，唐栎阳（今陕西临潼)人，约生活于公元六世纪。唐贞观年间(627～649)，宝藏年已七十，任金吾长，时太京李世民患气痢，诸医屡治无效，于是下诏征医方，宝藏曾患此疾，服乳煎毕拨方而愈，他具疏此方以。太宗服药后，痢即全愈。宝藏因此授三品文官为鸿胪卿，是我国医学史上官爵最高者。
六、崔知悌
崔知悌，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约生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座于唐垂拱元年(685)，享年70岁，崔氏出身宦族，历任洛州(今河南)司马、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唐高宗时升殿中少监，后任中书侍郎，唐咸亨中(670～674)为尚书右丞。调露元年(679)官至户部尚书。
崔氏素好岐黄之术，于政事之暇，喜从事医疗活动。擅长针灸，临床诊治，审病制方颇多新意，其著述以《骨蒸病灸方》最为著名，被收入《外台秘要》名为“灸骨蒸法图”，即世传崔丞相灸法。他的著述、文献可考的主要有《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产图》一卷，均已亡佚，可于《外台秘要》中见其梗概。另有《崔知悌集》五卷，《法例》二卷。
七、张文仲
张文仲，约生于唐·武德三年，(620)，卒于唐·圣历三年(700年)。唐御洛州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为侍御医、后至尚药奉御。文仲通医理，尤功风与气之研究。他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若不能区分，会延误病机而致死亡；治疗气病与风疾，医药虽然大抵相同，然而人性各异。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断，其余则隋病情发动，临时治之。患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时节，要得通泄、即可不患重症，（《旧唐书·张文仲传第141，卷191，中华书局1975年月日第一版》，时武则天令其集当时名医共同编撰风气诸方，并诏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以表奏上。另撰《随身备急方》三卷和《法象论》一卷，均佚。《外台秘要》中可见其部分内容。
八、韦讯
韦讯，道号慈藏，约生于唐贞观十八年(644)，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唐京兆府（今陕西关中）人，曾为道士，精医术，则天时(684～690)为侍御医，与当时名医张文仲、李虔纵齐名，曾奉诏与张文仲为苏良嗣诊疾。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任光禄卿，掌御膳食，时年已古稀，不久告老还乡。他施药济人，巡医于民间，常带一条黑犬随行。玄宗重其术，召其入官，擢官不受，回归故里，世仰为药王。玄宗赐号药王，死后配祀药王庙。
九、王焘
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670)，卒于天宝十四年(755)，(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
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于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天宝年间(742～755)他因故被贬至房陵(今属湖北)，后出守大宁。正值当地疾病流行，王氏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于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
十、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卒于广德二年（764）。
鉴真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云寺（后改名去兴寺）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初年（708）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开元元年（713）回到扬州时，他已成为对佛学具有较深造诣的高僧，任扬州大明寺主持。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并邀请高僧赴日弘法授戒。天宝元年（742））鉴真接受日本接连人邀请。天宝二年（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均未成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唐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
鉴真是我国第一位到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大师。当时日本天气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唐乾元二年（759年，即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效区创建招提寺，并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是日本印板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他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热忱为患者治病，至德元年（756，日本天平胜宝八年），鉴真及弟子法荣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因此他在日本医药界享有崇高的地威望，人称为汉方医药始祖，日本之神农。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
鉴真于唐广德二年（764即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圆寂。葬于日本下野药师寺，立塔立方形，正面题鉴真大和尚五字。《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又作《鉴真秘方》，其书久佚，佚文可以《医心方》中考见。
十一、秦鸣鹤
秦鸣鹤，里籍不详，生活于公元七世纪，曾与张文仲同为唐高宗侍医，医术精湛，针灸技术娴熟。时高宗苦风眩，头重目眩不能视，秦氏诊查后认为是风气上逆所致，砭刺头部微出血，即可愈之。则天皇后闻而大怒，说天子头上，岂可放血？此罪当斩，高宗李治认为医生诊病论疾，不可加罪，且头重目眩，不堪忍受，出血未必不佳。秦氏刺其百会及脑刻穴，微放血而愈。则天皇后于帘内拜谢，并赐物奖之见（旧唐书·高宗纪下第五，中华书局1955年第一版）。
十二、宇陀宁玛·元丹贡布
宇陀宁玛·元丹贡布（gYu-thog rNying-ma Yon-tan mGon-po)公元708年出生于拉萨西郊堆龙·吉纳的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洛哲希宁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御医，祖父斋杰加戓巴扎是藏王贡日贡赞和芒松芒赞的御医。相传宇陀三岁时，从父琼布多杰学习藏文写读、读经，五岁时随父受“日露化学”和“药师佛修习法”等佛教密宗之开许仪轨。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表现非凡的天赋，受到父亲的悉心教育培养。
宇陀在家庭教育和医药世家的熏陶下，勤奋好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医学方面就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宇陀与王室太医、内地医家东松冈瓦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东松冈瓦将自己的医著《医治痫症·生命轮》(gZa''-bCos，Srog-gi''Khor-1o)、《医治狂犬证·匕首轮》(Khyi bCos sPu-gri''i''Khor-lo)、《医治痉症·相轮》(Bya-bCos mTshon-gyi''Khor-lo)三部书相赠。
宇陀在青年时期，曾先后两次去天竺求学，第一次留学历经四年之久，第二次游学，往返共一年零八个月，返回吐蕃后，一面医治病人，一面向门徒传授医术。
三十八岁时，宇陀第三次到天竺各地游学四年，广投名医。特别在名医美旺(Me-dbyang)尊前，聆听了《医六十万》（gSo-dpyad''bum-pa)《医续晶鉴》(rGyud-gSel-gyi Me-long)《月王药诊补遗》（Somaratsa kha-skong)等等，在班钦·旃陀罗比尊前，受了《仙人耳传》（Drang-srong Xyan-brgyud)和《八支论》(Yan-lag brGyad-pa)等众多医学论著。返回吐蕃，行医授徒，成绩卓著。赞普赐予他塔、工、琼三处封地，并在工布曼隆沟修建寺院，培养医生，加工药材，炮制成药，行医治病，搜集民间药方。嗣后，他带领门徒往内地五台山朝佛，向僧医阿尔雅恳求医道，听受了《配方宝》(Sbyor-ba''iphreng-ba)和《内科藏义》（Byang-Khog Don-khrems)等很多的特殊的医训教言。
四十五岁时，宇陀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了汉地、天竺和各方的医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撰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
鉴于宇陀·元丹贡布在藏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藏族人民尊称他为“医圣”和“药王”。
十三、王冰
王冰，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于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十二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王氏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己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天元玉册》三十卷，《元和纪用经》一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十四、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及医学家。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卒于会昌二年(842)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因担任过太子宾客，故称为刘宾客。
禹锡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廷医服药。对医药颇有研究。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治病用药，讲求实效，不固守古法，提出“弭病于将然之先，而以攻治为后”的预防思想，治病善用单方、验方，并重视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他曾奉诏参加编撰本草和经方，著有《传信方》二卷，此书包括他在连州时，薛景晦送他的十通方及民间经验效方共五十余首，因每方皆有所据，故以传从为名。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兼载急救内容，用药具有简、便、廉之特色。
十五、昝殷
昝殷，唐代蜀地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约主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卒于大中十三年（859)，昝氏精医理，擅长产科，通晓药物学，唐大中年间(847～852)，他将前人有关经、带、胎、产及产后诸症的经验效方及自己临症验方共378首，编成《经效产宝》一书，共三卷。
此外昝氏对摄生、食疗也颇有研究。他的食治医方多具取材容易、价廉效验之特点，著有《道养方》、《食医心监》各三卷，今亦存。
十六、甘伯宗
甘伯宗唐代人，生平里籍未详，曾编撰《名医传》七卷。此书集自三皇至唐代名医一百二十人传记，是我国最早之医学人物传记专著，后人称之为《名医大传》或《名医录》。宋代许慎斋将此书人物增至五代时，名为《历代名医探原报本之图》，是一部有传、有图、有赞的医家史传，惜原书早已亡佚，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之中。
十七、李珣
李珣，字德润，五代时前蜀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生活于九、十世纪。李珣祖藉波斯，其先祖隋时来华，唐初隋国姓改姓李，安史之乱时入蜀定居梓州，人称蜀中土生波斯。李珣兄妹可考者三人，珣为长兄。其妹李舜絃为蜀主王衍昭仪。其弟李玹，字延仪，人称李四郎，喜游历，好摄生，尤以炼制丹药为趣，倾家之产不计，以鬻香药为业，曾为王衍的太子率官。
李珣对药学颇有研究，他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认识了许多从海外传入的药物。著有《海药本草》六卷，以引述海药文献为特点，据现存佚文统计，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其中96种标注外国产地。如：安息香、诃梨勒出波斯，龙脑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国。此外书中记述了药物形态、真伪、优劣、性味、主治、附方、服法、制药法、禁忌、畏恶等。有些条文兼载药名解释。书中收载的海桐皮、天竺桂、没药等为当时其它本草著作所未载。惜原书至南宋已佚，其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
十八、韩保升
韩保升五代后蜀(今四川）人，约生活于公元十世纪，生平籍贯史书无载。后蜀主孟昶在位时（934～965)，他任翰林学士，曾奉诏主修《本草》。他与诸医详察药品形态，精究药物功效，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考了多种本草文献，进行参校、增补、注释、修订工作，编成《蜀雹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共二十卷，附有《图经》，由孟昶作序，刊行于世。
《蜀本草》内容较苏敬的《新修本草》更为详尽。惜原书己亡佚，其文多为宋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采录，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